为什么经治疗后症状好转，二尖瓣膜返流反而加剧？(1)

二尖瓣最大返流压差114MMHG

肺动脉瓣返流甚大

二尖瓣返流

三尖瓣返流压差

患者资料 姓名：陈XX 性别： 女 年龄： 69岁 检查号： 20070426XXXXXX 来源：门诊 临床科室： 住院号： 床号：

患者诊断为：高血压病III期，冠心病，心房颤动，心功能III级，经强心利尿，降压抗血小板凝聚、抗心律失常治疗1个月。治疗前心彩超资料等会儿贴出。

仪器型号：Nemio30 临床诊断： 检查部位： <心脏;> AO：33.6 mm LA：43.6 mm IVS：13.5 mm LV：50.6 mm LVPW：10.1 mm FS：41.1 ％ EF：71 ％ PA：23.1 mm RV：22.0 mm 超声描述 二维及Ｍ型超声: 左右心房内经增大，其中四腔心切面测得右房大小：51.3X40.6MM。室间隔增厚，左心室后壁厚度正常,未见节段性室壁运动功能异常。主动脉及肺动脉内径增宽,主动脉壁回声增强,主动脉重搏波低平.主动脉瓣轻度增厚，回声增强，活动尚可，闭合欠佳，其余各组瓣膜形态未见异常.心包腔正常.左室整体收缩功能正常。左室内见一索条状影横跨左室后壁与室间隔之间，检查时见心房颤动。 多普勒: ＣＷ：二尖瓣最大反流压差138MMHG，三尖瓣最大返流压差34MMHG，肺动脉瓣最大返流压差24MMHG，估测肺动脉收缩峰压44MMHG。 彩色血流: 二尖瓣返流III～IV度，主动脉瓣返流I度，三尖瓣返流III度，肺动脉瓣返流II度. 超声提示 室间隔增厚 左房内经增大，二尖瓣关闭不全（返流III～IV度） 主动脉增宽、硬化，主动脉瓣钙化伴轻度关闭不全（返流I度） 右房内经增大，肺动脉内径增宽，三尖瓣返流III度伴轻度肺动脉高压 心房颤动

锁麟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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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麟囊》是一个故事《锁麟囊》是一出京剧，程派代表作，讲的是登州薛姥的女儿薛湘灵出嫁，嫁前按照当地俗习送女一个锁麟囊，薛湘灵性情骄纵，左挑右选总不满意，薛姥为平息女儿，只得在囊中装满珠宝。

薛湘灵出嫁中途遇雨，在春秋亭暂避，恰巧又来了乘花轿，轿中为贫女赵守贞，贫富相遇，因感身世凄凉而不禁啼哭。薛湘灵派下人询问，得知实情颇为同情，慨然隔轿帘以锁麟囊相赠，雨止各去。六年后登州大水，湘灵与家人失散，漂流到莱州，应募在卢胜家照看孩子。一日，湘灵伴卢子在花园游戏，偶至一小楼上发现锁麟囊，不觉感泣。卢夫人即赵守贞，见情盘问，才知湘灵即当年赠囊之人，于是设宴礼敬，并助其一家重圆。

这是一个典型的施恩与知报的中国传统故事。开始得极其简练，最先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薛府上下乱民一团的仆人们，他们为了薛湘灵的嫁妆而人仰马翻，薛湘灵在人们的千呼万唤中简短地露了一个面，也许她知道自己的故事并不始于这里，而是始于那场婚礼。于是她留下一句“怕流水年华春去渺，一样心情别样娇”便在全府人焦头烂额的辅垫下羞答答的轰轰烈烈的出嫁了。

出嫁的时候天气不好，薛湘灵的心情倒没受什么影响，但是隔轿传来的啼哭声引起了她的注意。隔轿的女子叫赵守贞，父亲叫赵禄寒，他的名字和命运出奇的相似——企图蟾宫折桂而屡踬场屋，以致赤贫如洗。或许是为了弥补内心的愧疚，给女儿起名赵守贞，从此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改变命运而仅仅寄托在女儿可以安贫守志上。

在女儿出嫁的前一天，他出门借贷未果，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倒不是人情冷漠，而是一帮老哥们儿谁也不比谁富多少——一个连女儿的嫁妆都要靠借的男人，又能交到什么达官贵人呢？女儿的回答到是很通情达理，但是又透出极端绝望后的无奈：“父亲借钱不来，难道女儿明日就不登花轿了吗？”关于贫寒，或许她已经真的习惯了。偏偏在出嫁的时候遇上了大雨，不知道是冲赵守贞还是冲薛湘灵。对于薛湘灵来说，出嫁遇雨也没有什么，不会在她富贵的耀眼的气势上留下任何灰色，而对于赵守贞来说，命运似乎无情到了让人觉得刻意的地步。

在那个以春秋命名的小亭子里，她和薛湘灵不期而遇，贫富相遇，赵守贞不得不哭了起来，从本质上讲，这两个女人没有什么不同，同样的年纪，在同一天出嫁，论智慧论姿色赵守贞都未必会输给薛湘灵，但是当一个人因为贫寒而极端尴尬的时候正巧遇见另一个在任何方面都未必强过自己但却偏偏比自己富有很多的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刺激，于是在薛湘灵华丽的轿子和百万的妆奁前，赵守贞没能做到像她的名字那样安贫守节，一场大雨让她又一次深刻地体会了自己的寒酸。

毕竟让一个人闭着眼睛守住贫寒容易，而记让他在荣华富贵面前依然安贫乐道却是一件难事。就像我们常常提起的执着和忠贞，想考验谁的执着和忠贞就把他带到诱惑的面前，看看他的反应吧。当一个人走投无路，死死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时，实在算不上执着，因为没有选择，没有引诱，就没有资格用执着忠贞去粉饰着装潢自己，真正的执着在于面前有无数条路的引诱时，依然心无旁骛地固守着一条，这样的做法我们不忍鼓励，却又不得不钦佩。

说到这里话似乎远了。轿子里的薛湘灵听到哭声，派人询问，丫环梅香说：小雨，咱们避咱们的雨，他们避他们的雨，雨过天晴，各自散去，您管他们干什么啊？薛湘灵责骂了梅香，这是薛湘灵这个女人可爱的地方，撑得起奢华的辅张，却又不失对底层人民的关心，也许这也正是真正的贵族——奢华是一种对生活的要求，而不是用来炫耀的。轿子里的薛湘灵说了几句耐人寻味的话：“此时却又明白了，世上何尝尽富豪，也有饥寒悲怀抱，也有失意痛哭嚎啕”，也许正是因为这句话，在日后改变了她的命运，因为她把一场雨中无意的相逢当成了一种责任，而没有像梅香那样冷漠骄傲，这也正是小姐之所以被称为“小姐”，与丫环之所以被称成“丫环”的真正原因。

轿子里的薛湘灵把身边唯一能够拿到的嫁妆——那件据说能保佑她的早降麟儿的锁麟囊连同里面的各式珠宝都送给了赵守贞。薛湘灵是让人感动的，因为她对人生中的任何一次相逢都投注了情感，没有欺骗，没有冷漠，也没有嘲讽。生活中我们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相逢，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碰到一个像薛湘灵那样的人，不一定要受到恩惠，只希望遇到的人会珍惜，会真诚，但往往我们碰到的人之所以会来到我们身边只是为了躲避一场突然而来的大雨，然后就会像梅香说的那样，“雨过天晴，各自散去”，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忘记曾经在一场大雨中和我们相逢，忘记了自己避雨时的狼狈，甚至渐渐地，连那场大雨也忘记了。

于是心里就突然响起薛湘灵那段西皮二六：

春秋亭外风雨暴，

何处悲声破寂寥……

一霎时把前情俱已味尽，

参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

我只道铁富贵一生享定，

又谁知祸福事顷刻分明。

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

到如今只落得旧衣破裙，

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

他教我收余恨，

免娇嗔，且自新，

改性情，

休恋逝水，振作精神，

早悟兰因。

这段唱词是薛湘灵的在卢府作保姆，误把卢府公子当成自己儿子时所唱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教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振作精神，早悟兰因。 人的通病就是永远在幸福的时候不知珍惜，往往都在失意之后才会后悔，才会反省。

幸福的时候总觉得不够，想要更多，就像薛湘灵在出嫁前，对绣鞋的要求是：“鸳鸯要两只，一只戏水的，一只会飞的”还要“莫绣鞋尖上，提防走路磨”。在那个年代，当一个女人对于生活的要求已经细致到了鞋尖上，是多大的排场，而谁又能想到几年之后自己便沦作了他人奴仆。身上穿着衣破裙，回忆起当年的繁华当然心酸，至于说“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对于薛湘灵来说，倒是过谦了。

薛湘灵是有资格反省和回忆的，因为在她富华的时候依然保持着一种“她为饥寒我为娇”的清醒，甚至可以说，她对于将来是不幸是有思想准备的，至少，是有概念的，所以她可以为自己的不幸啼哭。只有在享受的时候能想到别人的痛苦的人，才能在自己也经受磨难时要求别人的同情，反之，爬高时不计后果与破坏的代价，摔低时再痛哭流涕，不论是真心悔过还是一种权宜之计的表演，都是行不通也不可信的。有很多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忘记，但是千万不能忘记了老天爷还有一番教训在等着自己，人生其实也很公平，得意得太过分，往往就失去了失意的资格，路也就回不了头了。

红楼梦里有句话：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垃圾桶基因

每逢走在大街上，目光总是不自主地被街道两旁的垃圾桶所吸引，总是不自主地讷闷这东西够奇怪的，除了垃圾外不装任何正经东西？今天的垃圾桶和十年前有了很大的改观，外部形象日新月异；部分大中城市的垃圾桶在大街上还构成以一道独特的“风景”。但无论这东西外观上取得了多大的“进化”，内容物却没有任何进化，装的依旧是垃圾！近些年潜心研究中华文明的进程，为此翻阅了大量的历史书籍，解读了大量的社会现象。当我静下心来探视中华文明的走向和轨迹时，脑海里总有个不详的东西在里面晃悠。开始还不明白那个“不详之物”是什么？等到读完二十四史，诠释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怪状”时，再蓦然回首，发现那个不详之物竟然是垃圾桶？！中华文明在古代光芒万丈，气吞山河，在世界各大文明中首屈一指。尤其是盛唐文明，吸引了欧亚大陆仁人志士的注目。那时的唐帝国就象今天的美国，世界各地的才俊之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中国跑；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外国常住居民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象今天的纽约有中国人聚居的“唐人街”一样，那时的长安也有专门供波斯人聚住的街区，整个城市看上去就象一个供世界各色人种尽情表现的万国人种博览会。不仅仅首都外国人多,其余大中城市也有不少外国人,就象美国西部旧金山有很多中国人一样,中国南部广州的波斯商人在唐末居然超过十二万!中华文明最灿烂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时的中国虽然四分五裂，战争是最经常的政治生活，但却是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在异常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下，中华文明表现出璀璨夺目的姿态，在短短五百年的时期内，取得的文明成果比两千二百年的极权专制社会文明成果的总和还要多。中国是一个缺少思想家的国度，五千年文明史只出了十位真正的思想家，但春秋战国时期就占了八位。他们是孔丘、旬况、墨翟、庄周、李耳、孙武、韩非子、孟轲；剩下的两位是胡适和鲁迅（笔者自己得出的结论，不具备权威性）。除了思想成果外，与人们生活休戚相关的实用技术和劳动生产率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与周王和郑伯交战的春秋初年相比，战国末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十倍的水准，这从各国能够供养的军队人数可以看出来。赵王国在长平之战中出动了五十万野战军，加上驻守代地的十万边防军和近十万的城防后勤部队，赵王国常备军的总数应该在七十万左右。春秋初年大诸侯国不过拥有几千人的常备军（武王伐纣时纣王出动七十万军队一说不实，就算是事实也是临时召集的亦农变兵的军队，就如美国早期的民兵一样，而不是由国家常年供养的常备军），赵王国在立国之初（公元五世纪）的常备军人数也不会超过七千。假设赵王国在战国时期面积扩大了十倍，要供养扩充近百倍的常备军，生产力也应该提高十倍才成。战国末期中国的生产力比欧洲高出十倍以上，那时中国收获量高达播种量的几十倍甚至近百倍；可欧洲直到十四世纪收获量仍只有播种量的三至四倍！可见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取得了多大的进展？春秋战国时期达到的农业生产力水准在整个封建专制时期的中国都无法超过，宋代水稻引进后也只是在南方取得了超越那时的生产力，辽阔的北中国则“涛声依旧”。甚至直到今天，中国的农业生产率相对于春秋战国也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与春秋战国毗连的西汉时期，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产粮两千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四百六十八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六百四十斤。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 ，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从思想界和生产力水准达到的高度，说明了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取得了何等丰硕的成果！中华文明在汉唐时期也取得了令人炫目的进展。这段时期的文明成果主要体现在军事、文学成就和国际影响方面，中国人象一个无坚不催的猛士，生龙活虎一样使山河动摇，带给地球人以强烈的震撼，引来四夷宾服万邦来朝。最突出的军事成就是对匈奴的征服，这个曾经令中国定期进贡漂亮公主的马上民族，大部被中国收编，小部背井离乡，向不属于中国版图的遥远西方流浪。这支汉民族的手下败军，却成为西方世界的劲敌。他们一路向西打出，沿途摧毁所有的抵抗，在西方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民族大迁徙，并于三百年后战胜西方最强大的西罗马帝国，兵临罗马城下。罗马皇帝只好献出美丽的公主……唐帝国的军事成就也是空前绝后的，汉民族控制的疆土向西向北各推进了几千公里，西界一直抵达中亚的塔什干城。前苏联的巴尔喀什湖和贝尔加湖成为中国的内湖。唐帝国最杰出的帝王李世民被各国封为“天可汗”，意为“统治世界的帝王”。唐帝国的文学成就可以用群星璀璨来形容，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等文学巨匠把中国诗歌推上了后世无法超越的水准，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汉唐文明虽然取得了万邦嘱目的成果，但和春秋战国文明相比无疑要逊一筹。因为汉唐文明在思想界和生产力水准方面没有取得多大的突破，而思想和生产力是影响文明进程的至关重要因素。思想决定一个民族的视野和价值取向；生产力则决定一个民族的生产生活水准；高水准的价值取向和生产生活水准能把这个民族带入长久的繁荣进步。中华文明到了宋代以后开始走下坡路，不但没产生多少文明成果，相反孳生了不少遗害后世的恶果。最毒害中华民族的恶果就是官僚队伍的形成就官本位文化的确立，把以后的中国社会推向赤裸裸的“官僚主义”。汉民族的勇气也在官僚主义的浸蚀下消磨殆尽，从“独孤求败”堕落为“东亚病夫”，先后几次被力量远弱于匈奴的北方蛮族部分或全部征服，在长达几个世纪（南中国四个世纪、北中国五个半世纪、燕云十六州八个世纪）的时间内作了卑贱的亡国奴。宋文明唯一值得称道的文明成果是对知识分子的优渥和言论钳制的放松，开创了近代人类言论自由的先河。在宽松的舆论环境下，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得以部分服务于社会，取得了不少超越前人的技术成果，最著名的要数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中华文明最黑暗也最缺乏活力的时代是明清时期，生产力长期停滞，文化界万马齐喑，军事上被动挨打，中华文明开始了大踏步后退，整个社会不是创造新成果而是疯狂地扼杀已有的文明成果。已被证明的文明垃圾（如官僚主义和极权专制）被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优秀进步的文明成果则横遭打压直至从华夏文明中铲除，如明帝国颁布的“禁海令”就是整个地否定唐帝国的对外开放……综上所述，中华文明成果在两千多年的极权专制时期是每况愈下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悲剧性的景象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两千多年的极权专制体制给中华文明种植了“垃圾桶基因”。众所周知垃圾桶只热衷于收容垃圾，中华文明一旦拥有“垃圾桶基因”，在文明的继承延续过程中就会出现“取劣汰优”倾向，热衷于继承文明成果中的阴暗落后部分；而淘汰积极先进部分。中华文明的“汰优”机制表现如下：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最积极的成果是“思想大解放”，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这个最先进的文明成果却被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抛弃了。一百年后的汉武帝刘彻制定“罢赎百家、独尊儒术”的短命决策，把中国人的思想禁锢在“急功近利”的狭小圈子里，奉行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彻底铲除了产生思想家的土壤；后世的历代帝王又忠实地继承了刘彻的这一恶政并发扬光大，中华文明在思想界因此出现长期的断层。思想是文明的灯塔，窒息思想的文明等于是在黑夜里走路，要想长时间内不误入歧途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没有灯光的黑夜里走路免不了摔跟头，中华文明因此陷入周而复始的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文明在“解体——重建——解体”的恶性循环中停滞不前甚至大踏步倒退。所以汉武帝刘彻是中华文明的第一大罪人！汉唐文明的最突出成果是“进取精神”，因为富于进取的缘故，中华民族才一次又一次地冲破强敌的环伺围堵，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竞争对手，为汉民族拓展出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为今天的中国成为领土大国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汉唐帝国的“进取精神”被以后的历代王朝抛弃了，恒逻斯战役（公元八世纪中期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在中亚进行的一次决定东西方命运的大决战）后的中国人一步步走向懒散、自满、守旧和固步自封。因为不思进取的缘故，中华民族在与外敌争战中一再地失败，边防线一次次被外敌突破，疆土一步步萎缩，中国人一次又一次作亡国奴……“尚武精神”是“进取精神”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尚武精神”是宋帝国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毁灭的。这个极端自私的无聊人物为了家族的一己私利，执切地期望中国人弱不禁风，没有体力和勇气与赵姓家族争江山。如果是仅仅这样期望到还罢了，最可悲的是赵匡胤在体制建设上作出了一连串的“努力”，为扼杀中国人的勇气和进取精神作出了制度上的保障。所以赵匡胤是危害中华文明的第二大罪人！宋文明的唯一合理部分就是优待知识分子和有限的“言论自由”，但这点可怜的合理内赅也被随后的明王朝给葬送了。朱元璋针对言论自由制定了“文字狱”和“八股文”，对知识分子和言论进行变态的疯狂打压。中华文明的“劣胜”机制在明王朝有了最集中的体现。中华文明的阴暗落后部分是：极权专制、刑讯司法、官僚主义、崇尚极端、践踏人权、漠视生命价值、为富不仁、崇尚虚华、形式主义……这些文明“垃圾”是明帝国以前的历代王朝积淀下来的，明帝国对这些文明垃圾不但没进行必要的清理，相反全部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就象垃圾桶对所有的垃圾来者不拒一样。极权专制体制由秦始皇赢政奠定基本框架，汉武帝刘彻在细节上给予充实、宋太祖赵匡胤在制度上作出保障。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手里，中国的极权专制则发展到疯狂变态的地步。朱元璋不但全面剥夺了平民的参政议政权力，还剥夺了行政要员的行政自主权，把所有的权力全部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皇帝一人的精力和智力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应付这个幅员辽阔帝国千变万化的政治，结果这个体制最大限度地窒息了行政活力，导致恶性行政不作为或藏在体制漏洞中乱作为，官员普通逃避责任、敷衍推诿成为官场时尚，最终导致帝国行政大面积瘫痪。特务机务和刑讯司法是武则天王朝最大的污点，朱元璋不但全部继承了这些污点，还加进了自己的诸多“独创”。武则天只在正统的司法机关刑讯犯人；朱元璋则认为正统司法机关就是再残暴也仍然显得“手段不够狠辣”，碰上意志坚强者仍有可能得不到“自诬”的供词；于是另行设立直接对皇帝负责、专供侦查、刑讯的皇家特务机构“锦衣卫”，后由他的子孙扩建出相同性质的“东厂”和“西厂”，对抓进去的人进行灭绝人性的刑讯逼供。在“一卫两厂”里，任何钢打铁铸的汉子都会“坦白从宽、低头认罪”。践踏人权和漠视生命价值现象在中国历代王朝都不同程度存在过，但到了朱元璋手里则上升到对人权的整体“毁灭”。为了摧残最基本的人权，嘲弄人性的尊严，朱元璋专门设置了“庭杖”的刑罚，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专门打“体面人物”的屁股，让受害者颜面尽失并因此无地自容。中国古文明有“刑不上士大夫”的古训，尤其不在公众场合羞辱体面人物。除了武则天漠视这一古训外，明以前的帝王都或多或少遵从这一古训，从而使人的尊严在上流社会得到了有限的尊重。朱元璋则彻底抛弃这一古训，把“人权意识”的最后一小块土壤铲除净尽。从朱元璋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对“文明垃圾”的偏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垃圾桶基因”的存在。朱元璋是危害中华文明的罪魁祸首！…………中华文明的“劣胜优汰”倾向和“垃圾桶基因”的作用不但体现在自身文明成果的传承方面；还体现在与外族文明的交流融合过程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在交纳了昂贵的学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过痛定思痛的反思之后，终于意识到以欧美文化为主流的“大西洋文明”不能简单用“腐朽没落”四个字来概括；而是拥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先进成果”。于是我们决定“改革开放”，向西方文明开化的现代化强国学习，借以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从西方学到了什么文明成果呢？西洋文明成果的最闪亮部分应该是民主政治、司法独立、廉洁政府、尊重人权、新闻自由、妇女解放、任人唯才、行政职位向公众开放、重发明重创造、公平竞争、富人乐善好施、穷人机会均等……这些先进的文明成果我们要么深闭固拒；要么在学习借鉴过程中掺和“中国特色”，美味香甜的淮南橘子移植到淮北后变种成又苦又涩的“积子”。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我们的选举，民主选举无疑是从西方学来的，可我们的部分地方政府把选举“改革”成“走过场”的闹剧。当欧美文明国家公正公开“直选”各级行政一把手时；我们依然热衷于“暗箱作业”，预先圈定候选人，甚至于搞什么“铁定当选”的“等额选举”（候选人只有一个）？我们模仿西方搞什么“女权运动”，可一样学变了味，不是致力于争取女人的平等参政议政权、经济权、工作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而是追求争取女人“堕落”的权力。各位不妨去内地中小城市走一走，看看在麻将馆里赌博的都是些什么人，女人的比例是不是远远高于男人（详情见《女权主义的误区》）。今天部分名牌大学的大门口一到傍晚时分就停放了不少豪华小轿车，这些豪华小车是接谁的？接出去干什么？想必各位也心知肚明。成年女性没有哪一个不知道武则天的，不但知道，而且奉为效仿的楷模；可有谁知道鉴湖女侠秋瑾吗？我相信知道的很少，即使听说过也知之不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秋瑾是中国女人的精英，武则天则是女人的糟粕；尽管从世俗来看前者是一个失败的女人，后者是一个成功的女人。我们在排斥或扭曲西洋文明先进成果的同时；又以不可思议的热情接纳了西洋文明的垃圾。不但全盘吸收了对方的垃圾；还利用我们的“聪明才智”把垃圾发扬光大。西洋文明最典型的拉圾莫于过“性开放”，我们不但学来了，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今天美国的离婚率只有百分之八，我们则逼近百分之二十。美国的政务官在任期内不得有绯闻；我们的地方权力人物则热衷于“包二奶”。美国离婚自由但绝大多数配偶能作到基本的忠诚，我们的婚外恋则成为时尚，有条件者多想试一试……当中国人因为“性泛滥”导致传统道德崩溃而大声疾呼时，我们却把过错简单地推给西方，认定“性泛滥”是改革开放的恶果……我不止一次地听见老年人抱怨：我们干吗好东西学不来；学坏东西却一见如故呢？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确然让中国“旧貌换新颜”，城市面貌更是日新月异，上海单从块头和外观来看已经上升为这个星球上最最繁华的都市，连纽约、东京等世界上的一流城市也无法与之比肩。当中国远远落后于美国，可上海却比纽约还漂亮气派时，人们不禁要问：在金碧辉煌的外表下面，是否有与摩天大楼配套的“内涵”呢？如果摩天大楼的内容物依旧是传统文明的垃圾，城市的“靓化工程”不等于是在中国国土上更换了一个漂亮点的垃圾桶吗？一个民族的文明活力主要取决于体制的开放程度和对人才的宽容程度，开放的体制能极大限度地调动公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宽容人才则能大幅度地提升民族的创造性。一个富于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民族一定能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明。中华文明史是一部政治社会体制不断走向封闭的历史；也是一部扼杀束缚人才的历史，所以中华文明的活力是不断下降的，文明发展趋向则是“抑善从恶”和“劣胜优汰”。中华文明要想找回一千年前的荣光，上升为这个星球上最最杰出的文明，就必须努力清理掉自身积淀的污垢，勇敢地剔除“垃圾桶基因”，敞开胸怀接纳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以脱胎换骨的全新心态去拥抱文明进步的“天国之光”。

一个人变坏的初始标志

小时候，生存在一个“爱憎分明”的时代。读小人书的时候，小伙伴们的第一个问题往往就是“好人坏人啊”？后来想，此种毛病的养成还真不能全归功于“革命”。在中国，即使民间戏曲，都是那么脸谱分明。脸谱分明的结果，是让中国人的思考力意志停留在“泛童年“时期，二元对立到大一统而已，无从萌生比较复杂的思维模式。于是，中国民众就显得比较好骗，比较容易上当，四肢不见得发达，头脑倒是简单得可以。 爱读欧美小说，至爱之一，就在于他们看待生活与人性的多元与**。1980年代有一位名叫刘再复的文学评论家写过一本书，叫做《性格组合论》，说的就是那回事儿。当然，现在看来，也是稀松得可以。中国是有个泛道德的国度，毛泽东曾有过把帝王将相赶下舞台的壮举。到了现在，不同了，张艺谋在《英雄》中公然替皇帝及其屠戮找借口也少人喝倒彩。一些清宫电视剧里，文字狱缔造者个个成了爱民如子的好领导。真是岂有此理！ 道德强暴文学的时代过去了，似乎，“伪文学”取消道德的时代已经来临？我想，道德一根筋固然不对，但彻底取消道德的世界未必会好多少。童年时对“好人坏人”概念的关注，未必不存有一定的“终极价值”含义。是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好人坏人”还是一个客观存在。文学艺术也在面对这个概念，只是，它们操作得更多的，不是道德谴责，而是其文化学人类学的源头，而已。 随着岁月的流逝，对好人的疑心，对坏人的麻木，无不与日俱增。是否，传说中的沧桑已悄然莅临？电视屏幕上，感动中国谎花盛开，却很少感动得了我。面对洪战辉和他的妹妹，蹦出我脑海的第一个念头却是——政府干嘛去了？这两天读叶兆言的《后羿》，痛感，天真者是靠不住的。未经生活严峻考验的人，一旦春风得意，一定马蹄迅疾，践踏花草，蹂躏良心。学了多年数学，高考也没占到多少便宜，只是记住了四个字——等号左边。按照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思路，常常琢磨一个问题：一个人开始变坏的标志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开始变坏”四个字，或许，可以作为所有教师的职业敏感词之一。我经常说一句话，“二十岁以前没坏人”。当然，这话的潜台词并不一定对应着“XX岁以后没好人”。只是想说，未与社会发生实质性关系的人，他的“坏”，大多没机会成为铁板钉钉的事实。我不很赞成把教师说成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我看来，做一个孩子成长的尽职的“守夜人”，已经很不错了。让孩子们在青春的麦田里拔节成长，颗粒饱满。一旦谁有拔腿奔向悬崖的可能，立马现身，制止那种视堕落伪飞翔的虚妄尝试。上天有好生之德，教育亦然。是这样么？ 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人都是脸谱化的。诸葛亮从一出山开始，就是一个“德艺双馨”的模范。《说岳全传》中的岳飞，从书生到猛将，其中没有任何阅历和心理上的转换。历史上那个真正的岳飞，从行伍到将军，还有过犯罪在押的不光彩记录。其实，可以推想，无论孔明还是岳飞，都必然存在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从不会治国到回治国，从不会打仗到会打仗，这样才合乎常识，合乎逻辑。西谚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移植过来，也曰：“人不是一天变坏的。”我坚信，“一个人开始变坏的标志”应该可以作为一个严肃而重大的教育学命题。 词典中对“坏”的解释，可以进入现语境的，只有“品质恶劣”四字。一个人，在不和他人发生现实联系之前，是不存在好坏之分的。比如，贾瑞先生一个人在被窝里想念凤姐，想得怎样精彩，都不能说他坏。一旦，他开始不顾对方的感受实施侵犯了——语言的或行为的，那就出现了“品质恶劣”问题。刑法中对“强暴”的量刑不轻，我想，其要义，大约在于，主动方只在乎自己的感受，而无视另一方的感受，而已。如果不存在反抗，强暴行为所造成的“物质破坏力”应该比斗殴还要轻微。而强暴罪的量刑，却远远重于所有的斗殴。这种量刑标准的确立，实质上所确立的，是对人的自由与尊严等精神层面权利的高度重视——甚于物质含义的重视。 侵犯人类自由精神与人格尊严的事件，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这种发生，没有什么固定的仪式。更多的状况是，侵犯者与被侵犯者双双习以为常，麻木至浑然无觉。老舍先生的小说《骆驼祥子》被迫改动，所篡改的，是一个作家一个公民的自由判断自由表达的神圣权利。《霸王别姬》中张国荣所饰演的虞姬，其真身本来是一介男儿。当他被迫说出“我本是女姣娥，又不是男儿郎”的时候，所丧失的，当然不止“性别认同”的权利。日常生活中，对我们的尊严和自由侵害最大最频繁的，在我看来，还是权力，那些个被权力持有者及其背后的体制所全然异化了的权力。 “权力的异化”是一个链条，罪恶的颤动会一直沿袭到权力的末端。最惯常的表现在于，相对的权力持有者可以任意打断相对无权者正感兴趣的话题，一些人时刻储备着辛酸的谄媚随时准备奉献给毫无愧色的接受者。在现实的“物质利益”层面的兑现隆隆启动之前，压迫与被压迫，剥夺与被剥夺，早已粉墨登场。日常生活中的“人权事件”总是此伏彼起，撕心裂肺的哭叫与求救从来不觉于耳。是谁，伸出了打开潘多拉魔盒的第一根手指？我说，只说一句——一个人变坏，从漠视他人的感受开始！

所谓根源性的恐怖

为什么人类在看这种图画时一定会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请问如何能合理地解释看到类似这种图画时产生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