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与中国近现代社会

福建医科大学2003级硕士研究生 潘春武 摘要：“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以其独有的锐利和深刻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痼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深深地刺痛了渐趋麻木的中国民众，并唤醒了一大批有志之士为了民族的命运而奋斗抗争。五四时代的激进主义直到今天仍有着巨大的影响，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从“五四时期”时期激进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及其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三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五四时期 激进主义 马克思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近现代 “五四时期”社会新思潮之于中国社会，正如启蒙运动之于西方社会一样，其重要作用毋庸赘言。在内有军阀乱政，外有列强侵凌的危急关头，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从西方引进各种社会思潮，其中，激进主义以其独有的锐利和深刻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痼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深深地刺痛了渐趋麻木的中国民众，并唤醒了一大批有志之士为了民族的命运而奋斗抗争。五四时代的激进主义直到今天仍有着巨大的影响，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五四巨人们提出的某些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任务至今尚未获得彻底解决，新文化保守主义的的讨论方兴未艾。所以，研究五四时期激进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五四时期”激进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 1、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民族危机 中国近代每一次的思想激进，其背景都是强度的民族危机。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林则徐、魏源等一小部分人觉醒， 开始主动吸取西学， 但此时的大部分士大夫们对西洋人还是一无所知， 认为中国的大黄、茶叶是夷人维持生命的东西， 一旦禁运他们将无以为生。[1]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一败再败， 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但相对而言， 英法是西方强国， 情有可原， 但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人的焦虑意识达到顶峰。败在同文同种历来被中国士大夫鄙夷的东瀛小国， 船坚炮利的情形下仍败于弹丸小国，经营多年的强国梦一夜间破产了。这种震撼和羞辱是空前的，中国士大夫群体觉醒， 救亡之声盈于朝野。《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东三省的骤然沦陷，这一切都以触目惊心的急迫形式显示着中国已经面临着亡国亡种的险境。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伴随着危机感的剧烈高涨，变革者们要求变革的幅度、深度和速度也达到了高峰。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正是以“大变、快变、全变”的急切心态进行改革，“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2] 当荣禄问如何改革， 康有为答: “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 同时，极度的焦虑又与盲目的乐观构成一枚硬币的两面。康有为认为，欧美以三百年而形成当时体制，日本仿效欧美用了三十年就能打败中国，中国只要也采用西方新法，“三年而宏规成， 五年而条理备， 八年而成效举， 十年而霸图定矣。”这种近乎天真的慷慨激昂、乐观、急促的精神， 给中国长期以来的精神萎缩和文化惰性以巨大的冲击。他们企图寻求一种根本解决方案，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只有彻底放弃旧有的一切，涤荡旧俗，冲决罗网，重建新的制度与模式，才能重振国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焦虑、愤慨的情绪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他们的政治选择，无法冷静地反省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不考虑传统社会结构对变革的承受力，只觉得只要打破旧有的一切，就能富国强兵。 2、中国文化传统中叛逆性格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文化，而与儒家文化对立的思想都被视为异道，是一种叛逆。由于正统与权威的稳固和强大， 这种叛逆又往往体现为偏至的思想与行为。中国文化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文化叛逆浪潮， 迄至五四演变为荡涤一切旧物的大波， 传统文化才真正脱去古老的外壳，再次获得了创造力。 魏晋名士嵇康、阮籍等人崇尚老庄，“非汤武而薄周孔”[3] ，便是对传统儒学的第一次冲击。宋明以来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把天理与人欲严重对立，要求个体必须遵循、服从绝对的命令。历史的辩证法表明，当事物发展到极端时它的对立物也就应运而生。晚明文人对于礼教压制下的感性生命的放纵追求也达到极致。黄宗羲是此时著名的反叛人物。他提出“客君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 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的思想一直被视为中国民权思想的源泉，但这种民权思想并非舶来品，而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以中国思想的传统形式锐利地开始表述了近代民主政治思想。[4] 清末以来对于传统礼教的反叛， 成为五四文化大批判最直接的思想资源。康有为、梁启超与谭嗣同接受了西方的一些思想，已经具有了新的思想质素， 站在了中古与近代的边际线上。其中，谭嗣同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儒教的核心思想，认为数千年来三纲五常是惨祸烈毒，他猛烈抨击君主专制，主张流血革命，这种激进的态度，直接成为五四文化革命的先声。 叛逆品格做为一种文化基因， 一直潜沉在民族文化心理的底层， 直到近现代终于得到喷发， 被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继承、张扬，给传统礼教以致命地打击。 3、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 近代以来，特别是1895 年以后，西学大规模地输入，各种思想流派和观点都有所流传，但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一些在欧陆流行的激进主义逐渐被国人普遍认同，而在英美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经验主义则逐渐式微。为什么？ 所有国人在介绍引入西学时都具有浓厚的功利目的，都是围绕富国强兵这个中心展开的。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大背景下，英美式渐进的社会改良显然不能满足国人急迫的强国愿望， 而欧陆式的激进的社会变革在更容易被国人所认同。更为重要的是，欧陆式的唯理主义在思维模式上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同构性。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是独断性、一元性的，具有“非此即彼”、“非正即邪”二元对立的特征。这种两极化的思维模式使中国知识精英们从西学中汲取精神资源过程中， 不自觉地选择了欧陆式的唯理主义。欧陆式的唯理主义崇尚“终极目标”、“绝对真理”、“完美性”、“整体性”，符合中国人的逻辑思维方式。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突出表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先进/ 落后”、“拥护/ 推翻”、“革命/ 反动”、“正义/ 邪恶” 等等二元对立的词语和口号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变革者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掌握着绝对真理，为了达到“理想”而采取的一切手段也同样是正义的。 4、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困境 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这是晚清新政中最富社会意义的改革措施。这项支撑传统社会的大杠杆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废除，对知识分子、清王朝的命运，乃至整个近代史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力。这项制度的废除断绝了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合作关系，而又没有充分进行制度创新，采取广泛的吸纳知识分子的措施，扩大政权的基础，使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始终处于紧张对抗的关系。科举制度的废除，断绝了知识分子传统登科致仕的道路，含辛茹苦地苦读了多年的四书五经骤然之间都丧失了实用的价值，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厌恶心理，乃至排斥整个传统社会。1905 年和1906 年，大量的知识分子正是怀着这种悲愤和失望、无奈的心情负笈东渡。而此时，各种西方激进思潮在日本广泛传播，这部分知识分子顺理成章地认同这些激进思想，产生了大批的民主革命志士。 二、五四时期新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时期，各种西方思想蜂涌而入，大批的知识分子大胆抛弃传统儒学，开始尝试接受一些新的思潮。影响较大的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和激进民主主义。 1、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江亢虎和师复。他们的政治思想包括：消灭国家和政府，此乃衡量是否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根本标准；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婚姻；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分配等。无政府主义在揭露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提倡个性自由，宣传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上做出一定的贡献，但其改造社会的方案缺乏社会现实性基础，又过分远离了社会道德水平与经济习俗的容忍度，所以其在中国注定不能为群众所接受，在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以后便没有多少影响了。 2、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发动和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实践过程中提出并逐步发展起来的政治学说，是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戴季陶、蒋介石、陈立夫等人的继承和发扬或者篡改，成为中国哲学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流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集大成，对中国后世的发展及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的形成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他的某些思想，如企图通过强有力的灌注式的训练，训练国民使用政权，把中国民众改铸成自主的民主新人。无论就孙中山或者他的“继承者”而言，这种设想都成了由民主异化为集权与专制的理论起点。 3、激进民主主义思潮是五四前夕最具震撼力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社会思潮。它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全面彻底地反封建传统；二是主张文化革命才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三是革新文化的主要渠道为充分引进西方思想。激进民主主义思潮不仅在当时沉重打击了袁世凯政权和一些怀旧复古主义者，而且对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由于这种思潮充分吸收了西方人文思想中天赋人权学说、进化论、个性主义、实践主义、人道主义等，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强大的攻击力，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间起到了不可缺少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最早追求的目标是文化救国，他们倾向于启发民智，从而达到文化救国，而对政治救国抱怀疑态度。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放弃了原有的信念，开始寻求政治救国的道路。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德、奥各国革命促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激进民主主义者由此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的希望。以李大钊为首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初步转变。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这种理论不符合那些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改良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主张，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就受到了来自上述各方面的抵制，于是就发生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各种思潮的论战。经过这些论战，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有力地批驳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扫清障碍，而且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在行动中逐渐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三、“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五四时期”思想文化运动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直至今天，乃至可以预见的未来若干年，我们在相当程度上仍然不得不在它所拓展的思想文化格局内去思想、去行动。因此，“五四时期”是值得我们反复回味的。 1、“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 首先，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开启了中国新文化的启蒙运动。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以激进的方式推进启蒙运动，以启蒙的名义裹挟了激进的内容。当时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胡适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对封建道德伦理与封建意识形态所作的不遗余力的批判与清算。他们在打倒孔家店，反对封建思想伦理道德等方面形成了完全一致的立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每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第一次深刻揭示出了传统道德伦理的“吃人性”。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中， 鲁迅对纲常礼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所达到的深刻性在当时以至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显然是无人可比的。 可以说，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最突出的表现是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的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标志着一个激进的文化批判时代的开始，对当时思想领域的现代化起到启蒙的作用。 其次，五四时期激进主义的知识分子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1917 年十月革命以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国激进知识分子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们开始到处发表演讲和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认真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希望从中取得有益于中国的借鉴，从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逐渐由学理层面的思想文化革命走向实践层面的社会政治革命。这种激进的社会政治革命，要求通过大规模社会改造，从政治经济制度到思想文化结构以至社会组织都进行根本的革命。它既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自然发展，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文化革命的逻辑结果。它在20 年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以思想启蒙推进现代性的路径之外，以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召唤着一代知识分子开辟了以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现代性的另一条路径，并从此改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与知识话语格局。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五四运动以后现代中国社会的重大的政治事件。1924 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则将文化运动直接转化为政治运动，其主要表现形式则是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这批知识分子自身也在其中演化为纯粹的政治活动家与革命实践家。尽管政治运动与工农运动的主体只是中国广大的农民阶层与少数城市工人阶层，并没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但无可否认，这场运动的领导阶层却是从知识分子中产生出来的精英人物， 他们将五四启蒙精神由知识阶层引向了社会基层。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推进的现代性进程的一次重大转折，开辟了以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现代性的另一条路径。 至此，五四时期激进主义的知识分子既承担了现代知识分子传播新文化的任务，同时也承担起以马克思主义者推进中国革命的重任，启蒙与救亡的两大历史使命既是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两大线索，也是研究五四激进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渊缘关系的重要线索。 2、对“五四时期”激进主义局限性的反思 事物的正面效果和负面效果往往是相伴而生、相随而长，这个规律同样表现在“五四时期”新思潮的传播过程中。当时社会新思潮留给后世的正面影响是巨大的，同时它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首先表现为形式主义和过激主义。五四反传统的深刻是罕见的，但是，当人们勇猛地冲旧势力的时候，主观精神状态和客观环境不允许他们从容四顾、多方品评，心平气和地思考。于是出现了形式主义的偏差：所谓坏的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的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一方面在批判旧传统的同时，把一些好东西也抛弃了，并且往往还是怀着极大的鄙视心情的， 另一方面把一些坏的当成好的保留下来。在五四以后，这种形式主义仍然时时影响着中国社会，如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洋八股、多次在党内出现的“左”倾错误、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种种过激主义等，在不断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今天，人们才恍然痛悟，不能不说这是历史上激进主义带给我们的惨痛教训。 其次，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后世造成了巨大影响。近代中国的惨痛经历原本不是用文化所能完全解释得通的，尽管文化在其中也有相当的作用，但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者把政治的偶然性视为文化的必然性，坚持认为尊孔等于复辟，把意识形态层面的伦理的觉悟看成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及其他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他们走向了全盘性反传统的不归之路。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态势，一方面是因为陈独秀等发起的激进的文化与思想启蒙运动，有着明确的社会政治指向，无论是伦理的革命，还是文学的革命，很大程度上都是作为维护共和政治或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一种手段。这种政治功利主义态度决定了其文化激进态度，尤其是全盘性反传统的激进态度。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基本思路是将多元因素合力下的维新变法以来的社会政治问题全部归结为一元化的文化问题，形成了全盘性反传统的激进态度。[5]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全盘西化的呼声高涨到九十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兴盛，[6]亦即反映五四激进主义对后世的影响及后人对它的反思。 再次，由于五四以后时局的日益紧张，代表新文化的先进知识分子们逐步从“文化启蒙”走向了到“政治启蒙”，由文化激进主义走向了政治激进主义。随着这种变化，启蒙思想家在其早期所提倡的文化启蒙任务被淡化，并逐渐被阶级革命理论所完全取代。正是从他们中间，分化出了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一批颇具影响又充满革命基因的激进分子。当然，无可讳言的是，政治激进主义带来的群体性非理性常常会掩没了作为个人的人性和价值，从而使新文化运动所倡扬的个体解放重又滑入另一种形式的“意志奴役”之中，而个体的解放、人的价值，恰恰正是新文化运动文化启蒙的中心话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救亡压倒启蒙， [7] 或者说启蒙的断裂。明确这一点，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激进知识分子由文化启蒙到政治激进的演变， 无疑是十分有益的。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心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崇尚某种抽象的中心象征符号，并以这种符号与理念作为一劳永逸地、整体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处方。这是一种以某种“主义”来推广和涵盖解决具体问题的途径的思维模式。它认为，只要能发现某种合理、有效的主义并配之以合适的制度与理念，进而以迅速、激进的方式来取代传统秩序， 那么就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实际问题，从而大大推进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当激进知识分子以唯理主义的心态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知识话语时，也就很自然地将马克思主义视作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和时代的“自然公理”，自觉不自觉地以这种“主义”来涵盖一切社会的具体“问题”。[8] 这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话语与价值体系，成为20 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与价值标准。激进知识分子瓦解了全部的价值和规范的同时，却为自己带来了普照一切的“自然公理”。所以，不仅文化启蒙问题没有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敌我斗争、阶级对立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思想学术的自由发展。这就使曾被五四启蒙思想家们深刻批判过的封建思想乘机得以复活，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危害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所以直到今日，我们感到民主与科学仍然还是我们时代重要的启蒙主题。 [1]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2] 冯天瑜. 中华元典精神[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3] 嵇康. 与山巨源绝交书[A]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上海: 中华书局, 1958. [4]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5] 林毓生. 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6] 李泽厚,王德胜. 文化分层、文化重建及后现代问题的对话 [J]. 学术月刊,1994,(11). [7] 洪晓楠. 从文化激进主义到文化保守主义 [J] .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1). [8] 萧功秦. 当代中国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渊源[J ]. 二十一世纪,1994 , (4).